与三年前成稿的论文相比，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看上去更加简洁、可读性应该也更强了。写作博士论文时，我心中的“读者”是导师、明审和盲审专家团队，以及答辩委员会，总共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人，他们都是专业背景雄厚的经济学教授。而现在，推动我出版这本书的动力之一，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并继续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甚至希望一些不是专注这一领域的人也能感兴趣。从大的方面讲，这本书从中央-地方的财政和政治联系来探讨地方政府行为和中国增长模式的，我想这些讨论其实与大家关心的许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并能引申出许多联想。“转变发展模式”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命题，并且，很多人都认为，转变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政府行为模式尤其是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这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提法很相似）。这本书就是关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形成、表现、影响以及改变之道的。这也是我最后将书名定为《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探寻转变发展模式的制度性框架》的考虑。

在复旦的经济学氛围中，本书从选题到构架几乎成了一个“自发秩序”的产物。我甚至已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观点，哪些则必须归功于老师们对我的潜移默化。

显然，想要从论文中区分出导师张军教授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够跟随张老师学做经济研究是我一生的财富，我相信这笔财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值。通常，在绝世高手的提携下，资质再愚钝的人也有望被打通任督二脉。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张老师对学术的执著和专注是罕见的。张老师虽然极为繁忙，但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于学术有关的活动中。就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张老师在《经济研究》上发文三篇，出版专著两本、随笔集两本，发表数篇英文文章并撰写了数量可观的一组工作论文。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张老师欣然作序，为本书增色颇多。

令人称羡的是，张老师没有因为学术而牺牲生活或家庭。在与张老师“亲密接触”中被定格的一个画面是，一次为庆祝师母生日而举办的聚会上，张老师双手送上他出差西班牙时就为师母准备下的礼物。而每当看见张老师和爱子那亲密无间的交流，总让我倍受感动。2008年6月，在为张老师爱子举行的一场聚会上，受张老师委托，我为聚会的展板写了一首小诗。那时，我就对自己说，应该不断向张老师学习，学会让人生和家庭变得更有意义。

如果没有与张晏副教授的愉快合作，相信这本书的质量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张晏老师是邹恒甫先生在北京大学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受其影响，财政分权一直是张晏老师专注的领域。几乎是与张晏老师第一次交流之后，就奠定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是她及时纠正了我最初的偏误，提供了一批有直接帮助的文献，尤其是她从朋友那里获得的工作论文。我们共同度过了我博士二年级暑假的大部分时间，从指标数据，到计量回归，张晏老师帮助我突破了实证研究中的重重“进入壁垒”。那段时间里，我们通常会约定第二天的工作内容，并互相激励。记得在我们的初稿受到上海财经大学夏纪军副教授的“商榷”后，我曾一度动摇。是张晏老师深夜发来邮件，告诉我：“一篇文章就像自己的孩子，孩子优秀大人不要沾沾自喜，孩子有缺点大人应该帮助改正和提高。”对我而言，这个比喻具有经典意义。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从英文文献中首次引入并界定了“中国式分权”概念，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现在这个概念似乎成了一个专业术语，频繁地被使用。直到现在，张晏老师、夏纪军副教授和我还在进行着一篇工作论文的合作。

复旦大学的青年研究团队让我随时都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各种帮助。需要特别感谢的有陈钊教授、陆铭教授、王永钦副教授、陈诗一副教授、章元副教授、罗长远副教授。这个70年代所营造的学术氛围对我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阅读他们论文所得的收获——他们不经意间的一个评论甚至是他们之间的对话经常成为我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韦伟教授，以及我的经济学启蒙老师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荣兆梓教授，是他们培养了我对经济学的最初兴趣和基本素养，并让我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感谢师兄弟（妹）们在我的生活中所提供的各种建议和帮助，他们是鹿小楠、王广学、刘志广、刘亮、李然忠、詹宇波、李昌宝、刘永平、陆志明、李怀定、姚斌、张卉、方红生、刘宇、高远、王世磊、张弘、范子英等。尤其要感谢同窗十载的程实兄，是他鼓励我尝试轻松文字的写作。感谢丁骋骋、郑辉、谭鹏万诸兄以及邵挺等学弟，与他们在羽毛球场上的挥汗如雨凭添了我校园生活的色彩。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宋朝阳编辑为本书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本书增色不少，特此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这与一些编辑和老师的帮助和提携是分不开的。他们是《世界经济》的李元玉老师、《管理世界》的蒋少龙老师、《经济学家》赵磊教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王燕燕女士、以及《财贸经济》的杨志勇教授等。参加工作以来，我仍不时收到《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南方经济》等杂志发来的匿名审稿请求，也多次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交流，工作论文还入选了2009年的经济学年会。这些活动都帮助我不断深化在这一领域的认识，也完善了本书的写作。

本书所依赖的研究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课题”（KBH3246523）、“复旦大学创新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基金”资助项目（EYH3246037）的资助，最后在复旦大学“985经济学基地”的资助下得以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从复旦毕业后，我于2007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从事宏观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工作。其时，次贷危机已经在美国爆发，经过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事件的放大之后，一场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与此同时，被金融危机席卷的，还有我们一贯依赖的宏观经济金融理论和治理框架。直至今日，风波未定，新的不确定性还在不断涌现。我常常想，在这样一个百年一遇的动荡时期，有幸在央行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这里特别需要感谢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张晓慧司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凌涛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顾铭德副主任等领导和同事的关心、鼓励与帮助。

当我还是学前孩童时，父母就一直对我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读书更令他们宽慰了。不过，当初他们可能未曾想到，我一读就是二十多年。经济学断言，再好的东西，也会有边际效用递减的一天。就我求学这件事来说，这一规律在他们身上似乎并不灵验。我深知，我学历的增进和他们头发的斑白绝不仅仅是在时间上的巧合。现在，初为人父的我，正通过切身的感受不断体验着父母所赋予我的一切。

感谢我的爱人宗韵，正是在读博期间我们走到了一起。我相信，这是幸福的开始。今天是女儿傅敬宜出生后的第二个儿童节，祝愿她快乐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