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陈勇兄的书评。

黑天鹅，还是另一只白天鹅 

——读傅勇先生《失衡的巨龙》有感

 陈勇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后  华泰联合证券高级研究员

分歧无处不在，以至于经济学界有一个难以摆脱的笑柄：十个经济学家会有十一种不同观点。在信息爆炸时代，这些分歧被混淆或放大，往往使人无所适从。去伪存真，这正是专业研究者的激情和责任所在。

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也是这样。理解中国经济，首先需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可借鉴的一般规律？国内官方的解释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学者从中抽象出几个成功要素，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并命名为“北京共识”。

上述看法强调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套用资本市场一个流行的比喻，如果将反映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看做一般规律，则主要西方经济体是白天鹅，而中国经济可比作黑天鹅。

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强调共性，他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是，交易主体权利和交易规则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中国近30年的高速增长就是逐渐实现这一条件的过程。世行和亚行的经济学家还概括了中国经济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共同点：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教育）的高投入、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追求，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则直接称中国经济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只是另一只白天鹅而已。

在笔者看来，关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论者和一般性论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特殊性论者强调过程，一般性论者更强调目标或结果。特殊性论者实际上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就伴随三个变化过程：所有制从公有到混合、个人产权界定从空白到模糊、政府计划从指令到指导。这一过程的方向是个人产权和政府功能得到合理界定，而这正好是一般性论者所强调的。

把镜头拉近，我们又可以找到一些“天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均衡不仅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一环，也被认为是中国下一轮繁荣的基础。问题又来了：中国的结构失衡是一个性命攸关的恶瘤，或者仅是“成长的烦恼”?这个分歧背后的政策含义是显著不同的：如果结构失衡性命攸关，则中国需要一次全面改革，如果是成长的烦恼，则保持成长是重要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在改革论者眼里，失衡的中国经济是一只“黑天鹅”。这个经济体有全球最庞大的人口群体，但这个人口群体总体来说是生产性的，超过40%（投资率）的产出在为下一期的生产做准备，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和商品出口国，接近70%（外贸依存度）的生产活动与对外贸易有关，由于消费较少储蓄较多，除去投资后储蓄的剩余部分为海外发达经济体（主要是美国）融资。

当最大的人口群体以最大的生产能力为全球提供商品时，中国至少为全球经济繁荣输出了两个要素：低利率和低价商品，这种繁荣表现在两个方面：消费的繁荣和资产价格的高涨，在国内，它还表现在环境恶化——为满足全球消费，更多的生产环节集中于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到了极限。建立在某种不平衡之上的繁荣终究要得到清偿，次贷危机便是一次强力校正。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经济体充当了中国现在这样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犹如一只黑天鹅。在一项对国际141位企业风险经理和精算师的调查中，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被认为是第一大新的风险。14%的受访者将中国经济“硬着陆”视为他们对未来的最大担忧。正因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吴敬琏先生疾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推行全面改革，改革成败在此一举。

乐观的分析家看到的是积极一面。他们引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结构性失衡是经济发展前期的正常现象，甚至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在他们眼里，中国经济还是一只“白天鹅”：人口结构决定了储蓄率处于高位，贸易依存度指标高估了中国经济的外向程度，净出口占GDP比重其实很小，加上统计失真的干扰，中国经济失衡其实没有看起来的那么严重。为此，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呼吁，正统的经济学家应该将观点建立在一般均衡概念之上。而不能因为“政治上正确”抱守传统的结构主义观点。

在笔者看来，两方面的分歧可能在于：白天鹅论者强调失衡原因的必然性，认为失衡程度被夸大，而黑天鹅论者强调，不论导致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失衡的后果是严重的——可能牵制了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成功。

继续拉近镜头，看中国当下经济增长。一些观察家喜欢套用周期理论，典型的“设备投资+库存”周期（通常被命名为朱格拉周期）一般长达9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三个周期长度为7-10年，与这一时间长度大体吻合。上一个周期繁荣的顶点在2007年，经过3-4年的调整，金融危机基本结束，以此可以判断：2011年，中国站在一个新周期的起点上，新周期的主要特征是新一轮设备投资或设备更新开始启动。套用上文的比喻，下一个周期就是白天鹅。

还有黑天鹅吗？当然有。在结构失衡论者看来，2011年中国经济遇到的很有可能是一只黑天鹅，而不是白天鹅，因为中国的结构性失衡远未消除。2008-2010年给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但巨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却加剧了结构失衡，除非一轮技术革命驱动在即，中国没有进行马上设备更新的动机和诱因。中国未来更有可能进行的，是一轮痛苦的产能调整，才能使生产结构去旧存新，满足新一轮需求增长。也就是说，简单套用周期理论预判中国经济，可能并不正确。

对于从事经济研究的业内人士，上述一系列问题，从大到小，一直考验着我的思维和专业技能。幸好我有傅勇这样的同学和朋友，他的第二部著作，《失衡的巨龙—中国经济的寓言和预言》中的很多观点，一直为我所关注。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作为一位勤奋的经济观察家，傅勇先生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全面而连续地研究和思考。而我接触的一般经济观察家，多数只在某一个阶段或某一个方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我自己），这也正是傅勇先生难能可贵之处。我相信，正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和讨论，才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于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

我并不希望在此简单归纳傅勇先生的观点，以免侵犯读者对一系列有价值观点的新鲜感。我只是想指出，对于下面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第二，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第三，如何把握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傅勇先生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很多时候，分析的逻辑和方法比分析结论更重要，它是我们发现和解答经济问题的关键。经济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我和傅勇先生一样，在浸润复旦经济学院问题意识的传统里，发现并挑战现实经济问题一直是我们的乐趣。实际上，傅勇先生的这篇著作几乎是由一系列问题所串成的。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试验，身处其中我们心存感恩。试验还在继续，我相信，更多的经济问题还将引发包括傅勇先生在内的更多富有价值的思考和讨论。我继续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