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人士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争议颇大。奇怪的是，争论的焦点似乎不是经济增长和物价的大致趋势，而是如何定义这些趋势。

大多数观察人士对宏观经济形式的判断是一致的。一季度数据曾显露出经济过热的迹象，但4月后的一些变化使得这一趋势未能延续，国内以房地产为主的紧缩调控力度超过预期，而欧洲爆发了始料不及的债务危机。在这些变化影响下，未来一到两个季度将出现物价温和走高，而经济增速回调的格局。

不过，在判断上出现了明显分歧。最近通缩的观点颇为流行。众所周知，通缩即通货紧缩，指的是一般物价持续明显的下降，是与通货膨胀相对应一种状态。在物价还在温和上涨的情况下，说通缩已经发生，令人费解。仔细辩之，通缩论其实主要指的指当前经济增长的下滑，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的调整，而不是指物价的下降。笔者以为，把实体经济增长的回落定义成通缩，并不恰当。通缩论者或许认为，经济增长回落和物价下行会是同一过程，将增长放缓称为通货没什么不妥。但这一点并非绝对如此，因为忽视了滞涨的可能性。有部门不建议用滞涨这个词，因为下半年经济增速不会掉到8％以下，所以不能说经济增长停滞。笔者认为，在边际意义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微型滞涨的格局。提到滞涨，只是要方便地描述物价抬升、增长下降的组合现象。

即将公布的5月份数据也将继续验证这一格局，而不支持通缩论。消费物价指数（CPI）将继续上升，或会超过3％的政策临界点，而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工业活动水平等指标将显示经济温度的微降。消费和出口或成为亮点。实际消费会稳步增长，而已经公布的进出口数据超过市场预期。今年5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猛增近50%，即便与危机之前的2008年5月份相比，进出口也已恢复，增加了10%；5月份贸易顺差达到接近200亿美元，远高于市场上90亿美元的预期中值，也较4月份贸易顺差16.8亿美元大幅上升。

这些数据总体而言还是相对理想的，并有望在下半年得到延续。这使得近期的政策有可能进入一段观望期：加码紧缩性政策没有必要，但显然也没有转为放松的必要。

通货紧缩在中长期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国的经济增长或会略有放缓，当总体上会回到危机之前的格局，即宏观经济的波动性较之1990年代中期以前大为缩小。19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劳动力进入制造业，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而由于劳动力的相对过剩，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2004年之前几乎没有上升。工资水平的上升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剩余积累向企业和政府部门集中，家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所下降。此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产部门发展迅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商品市场的容量较快扩张，中国一直都较高的货币供应主要进入了这些领域，使得一般物价水平相对平稳。

上述原因使得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并未直接造成物价压力，在有些时期，中国的货币供应甚至和物价变化是负向的关系。此外，所谓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也未在中国应验，这个效应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劳动生产率较快上升的经济体，要么出现名义汇率的上升，要么是国内明显的通胀，而这两个情况都没有在中国出现。

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系列迹象表明，中国的用工成本正不可避免地上升，这会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但其影响将是系统性的。受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回到一个相对较低的平台，而通胀压力会有所上升。未来货币供应量和物价上升的关联相对而言，会变得更加紧密；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会可能有所显现。这些情况将进一步阻止物价出现系统性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说，当前通胀论和通缩论的争论意义不大，因为，经济运行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区间，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是温和的。

在中国结构性制度红利逐步消失的背景下，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其实更值得关注。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现象均源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明显偏向于国有部门，二是民营经济的效率高于国有经济，且发展更为迅速。第二个因素带来了中国劳动力等要素向民营部门流动，并由此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高积累，但在第一个因素的制约下，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越来越大于放出去的贷款，因为金融机构偏向的国有部门的贷款需求是下降的。结果商业银行只能那过剩的资金购买国外资产，并带来了中国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

这个逻辑尽管还存有争议，但也确实指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也就是，我们或许可以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来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找到动力。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能直接用在国内，但金融系统如果能够更多地将资金贷给民营经济，银行系统存贷差的规模就有望下降，也就减少了购买国外资产的需求，最终也能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尴尬地位。

通缩被经济学家视为寒冰，甚至是比通胀更不希望出现的一个结果。如果中国的金融环境能够改变，银行资金的国内利用率不断提高，笔者相信，中国未来陷入通货紧缩的风险也会随之降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正是银行的惜贷以及资金在银行部门的积累，使得通货紧缩困扰了中国经济三到四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