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兄写的书评。 

如何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失衡的巨龙——中国经济的寓言与预言》书评

张明 

    网络世界是很奇妙的。我和上海的傅勇博士素未谋面，但在网络上认识已经五六年时间了。2006年我偶然在搜狐创建了个人博客，发布了不少关于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的时评。不久我就结识了网络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的傅勇。当时我们有着针对现实问题展开理论分析的热忱，更有着初出茅庐臧否现实的勇气。时光如白驹过隙，这些年过去了，傅勇博士在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两方面均名动江湖。最近傅勇博士的随笔集《失衡的巨龙——中国经济的寓言与预言》付梓出版，嘱托我写篇书评，我也就不自量力班门弄斧了。

    傅勇博士的这部随笔集由三部分组成，分别讨论经济模式、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尽管我对这三个问题都很感兴趣，但受篇幅所限，我在此只讨论经济模式。傅勇博士对此问题的基本观点或可概括如下：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或许被扩大了。在若干指标上，中国与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日本或韩国比并不离谱，例如国民高储蓄的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大；经济结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在很大程度上是阶段性现象，未来很可能会逐渐改善。

    在很大程度上，我与傅勇博士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本文中，我想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分析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适宜框架是什么，二是如何从该框架出发改善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

    张军教授在傅勇博士随笔集的序言中指出，用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三驾马车来分析中国经济结构并得出结构失衡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误区，原因部分在于，无论是国内消费与投资数据，还是国际贸易与国际收支数据，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失真。这可能高估了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与出口的依赖程度，而低估了增长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消费+投资+净出口”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法，更适宜于分析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要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更加适宜的分析框架应该是“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函数方法。

    使用“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可持续增长依然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人口结构逼近刘易斯拐点，适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有效劳动力供给放缓。如果我们认为，人口结构是中国高储蓄的重要原因，那么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人均资本供给也将趋于下滑。因此，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取得持续增长的关键，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显著提升，以抵消有效劳动力与人均资本增速的下降。然而很多经验研究表明，过去1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不升反降的，这或许与各行业中的“国进民退”密切相关。目前，无论是教育和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还是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中国的水平都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因此，从长期增长的意义上而言，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改革或结构转型来提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能要比如何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更为重要。

    以下我们可以从家庭、企业与政府层面来探讨如何提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从家庭层面来看，目标是如何促进家庭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与医疗）。从需求方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居民的真实收入（经包括房价在内的广义通胀调整后）能否持续增加，这就涉及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更多地向居民部门倾斜（包含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从供给方来看，中国的教育与医疗行业能否更广泛地通过向民营资本开放来引入竞争，以提高服务的质量与多样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企业层面来看，目标是如何促进企业将更高比例的支出用于研究与开发。如果我们认为，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国有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的激励弱于处于竞争环境中的民营企业，那么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就至少包括：第一，打破国有企业对若干行业（尤其是服务业部门）的垄断，尽快向民间资本开放上述行业；第二，大力发展包括VC、PE、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市场，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富有创新力的民营企业获得更充足、成本更低的融资。

    从政府层面来看，主要任务则包括：第一，改变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支出中用于投资的比重，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将更大比例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品供给；第二，通过财政税收手段更大力度地支持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政府人为划定新型战略性行业的做法并不可取，真正的创新方向应该由企业来选择，政府可提供财政支持；第三，政府应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增强企业通过创新长期获利的激励。

    实际上，“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框架与“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并不矛盾，前者是一个需求框架，后者是一个供给框架。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会提高，也意味着居民的有效消费（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从上述两种分析框架出发，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重点克服以下两种失衡：一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初次分配的不平衡（其中蕴涵了金融抑制与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制造业过度发展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不平衡（其中蕴涵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不平衡）。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收入再分配改革、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打破行业垄断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政府应抓住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宝贵时机，克服各种阻力，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推动增长模式转型，最终为未来几十年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