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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缓和”能否重来?
 
傅勇/文
 

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出现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期,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同时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学家曾经相信,经济金融运行的基础出现了某些变革,更加富有弹性了,从而带来了“大缓和”。这些变革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信息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崛起,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产出扩张和物价稳定得以持续。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新经济”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和鼓吹者。二是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减少了投资和库存周期的大起大落,进而减少了总产出的波动性。三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转,使得价格发现机制更加灵敏,市场能够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市场波动因而下降。

金融危机显然表明,经济金融系统并没有向有利于减少波动的方向嬗变。“宏观经济之辩”这部分,用一组文章讨论了经济周期的火苗其实深藏在人性之中。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喜怒哀乐。大多数人的印象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个个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他们目标明确,且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由这些奉信理性至上的人群组成的市场却并非绝对理性,它们和我们凡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萌发非理性的懵懂,并一次次付出沉痛的代价。这样的故事不仅仅是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投机中发生,在21世界的今天,黄金盔甲看上去更坚固了,但在被金融危机撕裂之后,其背后的人性非理性一如先辈。

在理论层面上,经济学家习惯于假设人是理性的,会在既定的条件下,作出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果经济行为人个个是理性的,那么宏观经济为何会出现过热、泡沫、疯狂、低迷、崩溃等非理性现象?尽管有少量经济学家成功预测到了金融危机,但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宏观经济学并未给经济危机留下应有的空间。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经济波动主要来自货币供给名义冲击,或供给面的真实冲击。这些理论无法预测甚至无法解释金融危机的出现。实际上,现代宏观经济学开始于对大萧条的研究。之所以专门需要宏观经济学这一领域,是因为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难以从微观层面上加总得到。

既然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经常会制造泡沫和破灭的周期,那我们就需要学会泡沫化生存。在中国的发展阶段里,泡沫之后是会出现调整,但重要的是调整之后是会怎么走。中美日是一个很好的比较。美国泡沫破灭后一般要经历一段不短时间的负增长,经济才能重拾升势;日本在1990年代之前也经历过多次泡沫破灭,但经济会很快反弹,但1990年代的股市房市崩溃后,直到现在也未真正走出困境;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经济只有极短的下滑(但仍是正增长的),随即便出现了快速复苏。这可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美国经济一直是处于世界经济最前沿,它主要依赖创新来推动增长。这使得其增长相对较慢,但由于其技术不断有所进步,经济最终还是可以继续向前。日本在高速成长时期,通过模仿取得了很快的发展,但一旦成为一流经济体,其创新未能跟上,因而,其经济繁荣也就难以持续。中国目前来看,主要还处于日本1990年代之前的发展状态,此时,即便泡沫破灭,也还会很快反弹起来。

在2003年-2008年10月的这一轮经济上升周期中,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通缩氛围逐渐被通胀和过热格局代替,经济中充溢着过剩的流动性,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主的资本品也出现幅度惊人的价值重估。2008年初,南方出现了大面积冰冻雨雪天气,在短期内提升了物价。2008年“5·12”特大地震也减少了生猪等农副产品的供给,对物价造成扰动。CPI(消费物价指数)在2008年二季度上涨超过8%,其中食品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最为明显。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急剧加大,经济增长和物价由此进入下降通道。为应对危机,国家在2008年11月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和产业振兴计划,财政支出和信贷规模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明显上升。差不多3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月17日正式签署了美国版的刺激计划,即“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总体而言,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对防止美国经济出现持久衰退起到重要缓冲作用,但其规模和力度无法同罗斯福新政等量齐观,从支出结构(主要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和时间安排上看,该方案没有实现短期刺激效果的最大化,结果美国实体经济仍将经历一次明显收缩。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方案力度更大,并且以投资为主,出台的更加及时,推进的速度也较快,刺激效果要明显大于美国方案。然而,鉴于中美两国相反的结构,两国的经济刺激都有可能加剧各自的失衡。

随着大量流动性的注入,2009年上半年的时侯,人们对通胀的担忧有所增加。当时经济下滑和物价下行的风险大于通胀风险,货币供应的增长不会立即带来相应的物价上升。我甚至认为,在那个时侯,出现一定的通胀预期有助于经济复苏。到了2009年底,中国的近邻越南和印度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于越印两国,但物价形势要相对乐观。越印两国高通胀的背景是受季风异常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下降。不过,两国高通胀的另一个背景是前期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以及居民通胀预期的上升,在这一点上,中国应有所警惕。

201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物价上升也超过预期。然而,4月份以后,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国内也出台了空前压力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加之财政金融调控实际上从2010年初以来已经有所收紧,2010年一季度的过热态势没有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认为国内外经济会二次探底和通缩的声音有所增大。我认为未来出现通缩的可能性很小,进而提出,在边际意义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微型滞涨的格局,即物价抬升与增长下降并存;只是这个组合还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未来物价上升和增长回落的幅度都不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安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210亿美元上涨到2009年底的2.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GDP比重在同期也从5%上升到46%。2000年以来的十年见证了外汇储备更大幅度的积累。作为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将大量的钱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当然面临着不少的风险。即便是美国人对此也不讳言。华尔街的著名基金经理彼得·希夫就公开表示,美国领导人是不会得罪选举人,勒紧裤腰带还中国钱的。

记得中国在加入WTO之处,很多企业很悲观,认为没法与资金和技术都强于自己的国际资本共舞。然而,十年过去了,中国成了融入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影响力得到空前增强。金融危机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有所增强。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等国均出台了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会延缓全球经济的复苏。1930年,美国胡佛政府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法案,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实质上停止了美国进口,延长了“大萧条”的持续时间。贸易保护主义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积极予以抵制,我们应明确而审慎地应对来自国外的指责,同时应加快国内市场的开发和整合。

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表明,现实世界并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所描述的那般富有田园诗氛围。我曾将一篇文章的标题写作,“自由贸易像天堂,都想去,但都不想太早!”。自由贸易理论预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只要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各自的福利都能增进,因而是不会有人进行贸易保护的。文章分析了这一预言经常失灵的背后机理。在发达国家农业部门通常规模较小,农业人口比较也较低,但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却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并成为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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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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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现在上海从事宏观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工作。学术论文见于《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经济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期刊,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载,担任《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南方经济》等杂志匿名审稿人,《上海金融》杂志特约评论员;上海金融法制学会会员;经济随笔短论见于《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党政要刊及主要财经媒体,在《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营报》等处担任专栏作者。本博客文字除明确注明转载外,均为个人观点,也仅为个人观点。 msn: fuy214@msn.com;email: fuyong214@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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