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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为何没能带动后富?
 
傅勇/文
 
 

据报道,国务院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下半年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中间,大家寄望最多的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预计该方案将给出改善收入分配的具体思路和相关政策。这意味着,最近高层领导和党政要刊在收入分配方面不断升级的指示和讨论,很快将结出政策果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确看到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实现了先富,但先富带动后富的效应还未成为主流。官方数据显示,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均在不断加大。而未反映在数据里的灰色收入、隐性收入则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不容忽视的来源。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实际的收入差距要比数据所反映的更加严重。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通常会有一个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但大到一定程度就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我们都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收入差距的扩大总体来说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现象,这个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一定的收入差距能够提高劳动积极性,也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为后富者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但是,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收入差距一般会有所下降。

不同国家的收入差距可以有比较大差异,并不是经济越发达,收入差距就一定较低。美国的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中就相对较高。这中间重要的一点是,收入差距是否被社会认可。社会上总一些人能赚得盆满钵满,但如果大家能够认可他的致富方式,也就能够接受收入上的一定差距。在美国,平均主义和仇富论并没有很大的舆论市场。在让致富成为公开的秘密方面,我们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判断收入差距是否过大,还需要看是否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中国来说,中国收入差距不仅引发了很多的社会讨论,还在经济层面上,影响了内需的扩张。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更大,也就是说,会把收入中更大的比重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从这个角度说,虽然消费不足有各种解释,但收入差距加大应该是其中重要一个。受社会保障网络不健全等原因影响,老百姓都需要为养老、医疗、教育存钱,随着房价高涨,为买房存钱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储蓄理由,这些几乎成了强迫储蓄,进而减少了消费的支出。

近十多年来,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差不多只相当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半。这背后能够找到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不少人说,中国人消费少,是因为受儒家文化熏陶,就是更喜欢存钱。但是,这一点很难解释这些年来家庭消费占GDP比重的明显下降,因为儒家文化影响没有突然明显增强。在这段时期,与消费比重下降相伴随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的显著下降。也就是说,老百姓手里的钱少了,才是消费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收入分配失衡不仅体现在初次分配上,再分配过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衡。数据显示,居民部门占再分配比重也有明显的下降。而长期以来,中国的低收入者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最低收入保障等再分配收入群体之内。这与再分配通常是被用作缩减收入分配差距的手段是背道而驰的。

可以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到了不改善收入分配就难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地步。如果老百姓手里的钱不增反降,加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结果只能是少数奢侈品品牌成为中国财富积累的受益者;如果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装满了一部分人的腰包,那么就很难形成充分尊重财富的氛围。

我们期待,即将到了的收入分配新政,不仅能够减少垄断收入、不合理收入的规模和比重,还能够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致富,毕竟政府集中财力不应该再做劫贫济富的事。当前我们已经看到,各地最低工资陆续上调,对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救助空白也有所填补。未来,希望财富积累的阳光能够惠及更多暗淡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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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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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现在上海从事宏观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工作。学术论文见于《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经济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期刊,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载,担任《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南方经济》等杂志匿名审稿人,《上海金融》杂志特约评论员;上海金融法制学会会员;经济随笔短论见于《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党政要刊及主要财经媒体,在《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营报》等处担任专栏作者。本博客文字除明确注明转载外,均为个人观点,也仅为个人观点。 msn: fuy214@msn.com;email: fuyong214@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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