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胀周期主要是食品价格周期，如何看待并解释食品价格走高成为当前相关讨论的关键之处。不少看法认为，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供给减少、国际市场波动或者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供给面因素推动的。然而，故事的另一面，并且可能更重要的一面是，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需求面的扩张。如此一来，相关政策建议将大相径庭。

数据显示，在2000 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食品价格波动对CPI 贡献率超过70%，每一次通胀，都离不开食品价格上涨。比如，2004年食品对CPI影响程度为76%，2007年为82%，2008年为86%。食品价格对物价走势影响巨大，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食品在CPI各部分中的权重最大。二是，食品价格波动明显大于非食品价格波动。上世纪80年代，食品占CPI的权重为60%左右，目前下降到33%左右，过去30年食品类权重下降了一半左右。也就是说，食品占CPI的权重大概为三分之一，但却贡献了四分之三左右的通胀变化。这中间的差别就是食品价格以更大的幅度上涨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待食品价格推动的物价上升呢？有学者认为，国外央行主要关心扣除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而从核心CPI的角度，中国当前不存在明显物价上升。这实际上是建议，政策面（主要是货币当局）应忽视当前这种主要由食品价格推动的物价上涨。理由是，食品（包括能源）价格波动太大，而且这种波动主要是受到供给面的影响，特别是天气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大。对于调控这些供给面的冲击，货币政策无能为力。如果肉价上涨是由蓝耳病引起的，收紧货币就没什么用。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主张关注CPI的建议需要关注几点国情差别。首先，数据显示，国内食品价格和国际市场关系并不明显。中国一直强调食品供给安全，并注意减少食品价格跟随国际市场的过度波动，国内食品价格波动明显小于国际市场。因而，波动过大这个理由在中国并没有在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其次，食品在中国家庭的支出中占有较大比重，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更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货膨胀。最后，中国当前的食品价格上涨并没有遭受明显供给下降的冲击。近两年中国的粮食供给维持在历史高位，猪肉供给的保障也明显好于2003－2004年的“猪通胀”。因而，很难从供给面解释食品价格上涨。

在供给的角度，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2004年来，中国的用工成本上升明显，不仅如此，农村人均收入因“新农村建设”、转移支付的增加、以及粮价相当于一般商品更快的上升等因素，增加较快，这些都增加了食品生产的人工成本。劳动力供给和用工成本的上升的确可以解释食品价格上升的一部分，但这不应该是故事的全部。食品价格上涨历来是通胀的主要推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均是如此，而在这些时侯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相比而言，笔者认为，需求面的因素更加重要。食品供给弹性更小，而且食品不能长期储存，因此，当出现食品需求压力，而供给不能迅速增加时，食品价格上升的压力将会增加。发达经济体中食品价格上涨的研究成果可能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食品支出弹性明显较高，即随着水平水平的提升，家庭用在食品支出上的比重增加明显更快。此外，与发达经济体相比，食品在中支出中的比重也更高。最后，重要的是，中国对高品质食品，包括肉类、家禽和奶制品的需求一直持续增长。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有所下降，但用在食品上的支出一直都是增长的，并且对食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应该看作是总需求扩张的重要部分，也应该纳入到总需求的管理中。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学者实证研究了中国食品价格通胀的决定因素，发现相比食品供给的下降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需求扩张是食品价格更重要的原因。

对于食品价格上涨而言，与食品部门总需求扩张本身的因素，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也有社会总需求扩张的因素。由于食品供应的弹性较小，总需求扩张的压力会更多地向食品部门倾斜，导致食品价格出现更快的上涨。总需求的扩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产出缺口缩小甚至为负，也就是实际产出接近甚至超过潜在产出；二是货币供应超过名义GDP的增长。这两个方面，在当前的食品价格上升中都有体现。

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供给面了解释食品价格的上涨，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忽视，或者认为货币政策无能为力。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不仅意味着食品价格对家庭和经济运行更为重要，还决定了食品价格上涨更多地来自需求面的影响。

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调控的是总需求，对供给面无直接影响。因而，如果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需求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向稳健的转变不仅必要，而且也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一段时间一来，央行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并适度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弹性，最近又上调了再贴现率和再贷款率，2011年的货币信贷增速也将有所放缓。这些政策控制食品价格型通胀的应有之举。

笔者还注意到，有学者将当前的政策调控，与2008年上半年相提并论，并担心可能会有过度紧缩的风险。这一观点也要小心对待。2007－2008年上半年，我国出现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大的物价上涨压力，当时宏观调控收紧的力度很大。但到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和物价突然掉头向下，宏观政策也就出现了转向。这种急剧变化是罕见的。

当前欧洲和美国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仍面临很大困难，这将会是2011年经济金融领域中的一大不确定性的。加之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中国经济增长会略有下降压力，但现在尚看不到大的风险。对于这个小的下滑压力，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会更加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