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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滞涨延续
 
傅勇/文
 

每逢岁末年初,总是要留给回顾与展望的。

去年年底,我曾撰文表达了对发达经济体或将出现日本化的担忧。整整一年过去了,这个担忧在今天并未解除,甚至更加严重了。日本经济自1990年代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后,一直深受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货紧缩的困扰,企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疲于修复各自的资产负债表,欲振乏力。

现如今,这番图景已经覆盖到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经济体。为了刺激通胀率回到2%左右的目标水平,美联储不顾国内外的广泛质疑,推出了第二轮的数量宽松计划。

在这个背景下,2010年的中国经济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经济活动总体上已完全恢复到危机之前。在一季度,国民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过热迹象,在随后的房地产信贷调整和财政金融刺激政策退出的收紧作用下,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这个下降显然不足以构成二次探底或通货紧缩的担忧。事实上,从年中开始,虽然所谓翘尾效应从6、7月份达到全年最高,并开始逐月下行,但物价却加速上涨。通胀压力以及调控物价的一揽子措施,成为岁末年初的经济基本面和市场层面关注的重心所在。

笔者曾在2010年5月份提出经济进入微型滞涨的判断。当时我也强调,所谓滞涨只是边际意义上的,是为了方便地概括经济增速放缓、物价上行并存的宏观经济格局。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经济表现得当然很好,经济放缓和物价上行的幅度都不是很大。但是在经济增速和CPI变动方向上的确出现了,在总体经济未出现明显过热的情况下而物价温和持续上行,这样一种相对少见的状态。

现在来看,微型通胀这个格局还会在2011年延续,并且在2011年的上半年会表现得更为显著。

大家对经济增速放缓争议较小。2011的GDP增长率可能从2010年的10%左右下降到9%左右,这是国外经济不振、国内经济正经历结构性转变,以及节能减排等政策落实的结果。

物价上行压力还将在2011年全年得以持续,全年CPI涨幅预计在4-5%之间。相比之下,2011年上半年物价上涨的压力更大,很可能会出现5%的CPI涨幅,如果出现极端天气,CPI涨幅甚至会更高。上半年通胀压力更大有翘尾因素的影响,还因为当前物价上升会有继续上涨的惯性,而一些调控政策效应届时还没有完全显现。这个预期的应验还面临着一些不缺性的考验,特别是物价调控措施,以及资源价格体制改革和公共价格的调整步伐。

总体来看,这轮物价上涨可能达不到危机之前的2007-2008年那一轮的高度,当时的CPI涨幅曾接近9%,但或许可以与2003-2004年的通胀周期相提并论,CPI在2004年年中的时候突破了5%。

关于物价走势的这个判断,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偏悲观的,我注意到不少机构对2011年CPI的预期要低一些,但另一些人可能认为太过乐观了,有观点认为通胀形势将会变得相当严重,甚至面临失控风险。对此,我想以下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理由。

首先,这一轮通胀有何不同?一是,前面已经提及,这轮物价温和而持续的上涨,是在整体经济未出现明显过热背景下出现的。如果说,2010年一季度经济面临过热风险的话,那么此后几个季度的增速趋缓,已经解除了过热风险,整体经济大致在潜在水平上运行。这和2007-2008年的通胀是不同的。

二是,农副产品价格尤其是肉价在这轮通胀中的作用没有此前大。在上一轮通胀中,肉价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在这一轮物价上涨中,肉价上升是温和的,粮价供求也处在历史较好时期。

三是,这轮国内物价上涨也有一定的输入特征,但国际通胀环境总体上要好于危机之前的通胀期。事实上,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是通货紧缩风险而不是通货膨胀风险。此外,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总体上处于潜在水平之下,发达国家仍将面临较高失业率,这也与危机之前的通胀期明显不同。

上述第一方面的这三点,决定了推动这一轮通胀的动力要小于2007-2008年的通胀周期,通胀的高度很可能也较低。

其次,这一轮通胀为何不同?这轮通胀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和货币信贷的双重冲击下形成的,这决定了通胀的温和性和可控性,当然持续的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一是,用工成本已经成为推动物价上升的主导力量之一。虽然从2004年来,“用工荒”就不断出现,但2010年出现的这一轮“用工荒”显然更加普遍而持久,同时还出现了诸如富士康连跳事件,以及最低工资和市场化工资更加明显的上涨。当我们追问,为何食品价格在供求保持平稳的情况下而不断走高时,我们会发现,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是用工成本的上升。用工成本-食品价格-生产生活成本之间已经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循环机制。

二是,2009-2010年的货币信贷迅猛增长,成为推动物价上行的又一个机制。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就是从货币供给变动带来的名义冲击来解释经济周期的。中国本身未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到了危机的冲击;中国的政策退出步伐虽开始较早,但步伐落后于经济周期和通胀形势,也落后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退出步伐。货币环境超常规宽松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这种影响在美联储等央行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上述第二方面强调的两点表明,这轮通胀的主要来源有所不同。国际经验显示,人口结构的转变虽然与物价走高没有必然的关联,但这通常是以更有效地通胀管理政策为前提的;尤其是,要更有效地管理通胀预期,货币环境回归常态的步伐还需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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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勇

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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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现在上海从事宏观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工作。学术论文见于《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经济学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期刊,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载,担任《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文汇》、《南方经济》等杂志匿名审稿人,《上海金融》杂志特约评论员;上海金融法制学会会员;经济随笔短论见于《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党政要刊及主要财经媒体,在《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营报》等处担任专栏作者。本博客文字除明确注明转载外,均为个人观点,也仅为个人观点。 msn: fuy214@msn.com;email: fuyong214@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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