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的《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一书是博士论文的一个范例。他的论文写作非常规范，而且着力很精中，值得好好学习。

虽然看他的评论已有若干年，阅读他的学术著作还是近两三年的事。印象最深刻是他和张晏在《管理世界》（2007）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发现是当前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以及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共同作用下，中国地方政府支出偏重于基础设施而不是人力资本等。这也揭示了当前各地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发达，不过软环境却令人不敢恭维。近期联合早报发了一篇题为“上海还缺根弦”(2010年11月25日) 的文章。作者对中国硬件设施的发展相当佩服。不过，对中国整体的软环境却颇有微词。比如他提到北大“勺园”，建筑表皮脱落，设备也相当残破。而国外许多老牌大学，往往能保持文化传承和现代技术的双重融合。

傅勇新书中第七章《公共支出地方化提高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吗？》很有意思地回答了他和张晏2007年文章中未回答的部分。实证数据表明，反腐力度的增强和政府治理质量的上升，将有助于提高教育行业的投入问题。这也与腐败研究的一些发现互相呼应。地方政府之所以偏重于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在于其政绩考虑，也在于个人利益。地方政府领导人中其实有不少人以“拆迁”出名，依靠“拆迁”和建设获得提拔。同时，这些建设也为其本人及亲属创造大量财富，因此也更加有可能贿赂上级获得更高的官位。

第七章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在地方财政资源被控制之后，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公共品特别是基础教育等投入越差。对于分权的负面作用，近年来有不少文献提及。在公务员治理不力的国家里，分权往往导致地方政府滥权。而且来自地方财团的捕获政府的机会会同步上升。如果放到更大的背景，傅勇这篇文章可能对分权整个理论会有很重要的贡献。

此外这一章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预算外收入对公共物品供给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笔者近日根据陈抗等人所做研究的思路，发现预算外收入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在近年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央在控制预算外收入有一定成效。不过在这种成效的背后，是否也把好的一面给扼杀了？中国的情况也真是很难。集权有很大的问题，分权又有不少的负面作用。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缺乏自下而上的制约机制，因此完全靠内部的自上而下的追究责任，究竟是否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的问责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傅勇一书的文献回顾也写得很好。文献回顾是一篇文章很重要的部分。以前国内的学者往往忽略了这一部分，最终无法判定其作品实际贡献和归属。其实我自己也很担心回顾文献这一部分的写作。写得不好，一有可能忽略重要文献，二也有可能显得卖弄知识。一位学者的说法很有意思，文献回顾就是三个关键词：建立、贡献和批评。也就是要考虑你的研究建立在哪些文献之上，而对哪些文献有所贡献，再就是对哪些文献有哪此反思和批判之处。中国学者可能是比较谦虚的缘故，对批评这一方面处理得并不好。而傅勇一书三个方面都处理得不错。

另外，民主之父Diamond 2008年曾发文称，许多国家政府的主要目标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学校、医疗系统），而是为官员、其家庭和庇护者提供私人产品。